关于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以讲的事情。
正是因为太多，太杂，反而让我无从谈起。
事实其实不尽如此，我想我还是很愿意去谈谈时代的。在2025年我经历了高三的最后半年，随后我来到了北京。在这里，许多只存在于想象的时代叙事就这样发生在我的眼前。暑假至今我在fdu的组工作，在其中逐渐认识到现今ai-医疗交叉领域的研究与交流范式；我见证团队成员主导IEEE知识增强大模型国家规范的编制；UNV的干员告诉我们如何成为联合国工作的志愿者；在Paddle框架适配数据集的CHGNet模型；今年NeurlPS令我震惊的Credal Transformer出自团队的初中生之手…而时代的巨轮在我目光所不能企及的地方依然那样沉默地向前开动，在剧变与平静之间，大地时不时地传来声声轰鸣。
然而，我无法深刻而详尽地记录他们——不是以上所述的那些。我只是发现，我们常常不由自主选择记录自己的感受：我们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自己一直以来生长的地方；我们第一次终于拥有了“青春”，拥有了主宰自己大段时间的自由；进入成人社会…人生道路的新体验珍贵而又新奇，这无从质疑，无法推诿，无法隐藏，不仅记录着个体，生命的轨迹或变迁，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最终要回到的心灵世界，那条生命奔流不息的河流。
个人的悲欢无可厚非，真正令我痛苦的是这背后语言的非理性，以及与这非理性背后所隐喻的某种东西。
在一开始我想要写一个大时代，就像以往任何一个大时代那样，在到来时，我们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
近100年前，11个建筑工人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69层高的钢梁上拍下著名的《摩天楼顶的午餐》，他们双脚悬空，淡定地吃着午饭，他们是城市中无名的建设者。今天，2025年《时代》杂志的封面同样是一群人，在相同的位置，摆出相同的姿势——这属于AI和它的创造者——他们不再是无名之辈，Sam Altman,黄仁勋，马斯克…在 “镀金时代”过后，如此巨大的权力第一次集中在如此之少的个体中。那是一个创造了惊人进步，也催生了剧烈的不平等的时代。其所昭示的未来依旧模糊，需要一大批最顶尖的开发者，数学家，神经科学家们…身处这宏大叙事的哪怕微小一员依旧让人感到振奋万分。然而身处星空之下看到的还有深渊，深度学习带来的究竟是新纪元还是泡沫，谁也不知道。对于未知的东西，哪怕是站在学科最前沿的人也只是拨开少许迷雾而已。
我不由得想到，这一年我身上经历最大的割裂点就在于对于现今人工智能的认知上，在上半年，我还在一遍一遍在封闭的教室里展示着对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所谓思辨，带着考场作文的镣铐跳舞，然而在下半年，我却站到了现今大模型应用开发的一线位置，逐步拆解这前沿的模型的底层代码，用新涌现的技术搭建相关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认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永远不应该脱离技术，也不应该上升到终极问题的位置。事实上这大概也是“技术哲学”诞生的原因之一，其哲学的价值之一在于规范化知识的严格传递和高度开放的思想实践。然而很可惜的是我们在面对高考写作上对于技术的议论既没有反映真实的技术知识，也没有传递开放的思想实践，在这种影响下最显著的特征是：我们在脱离技术谈技术，在技术哲学的附属衍生上大谈意义和“哲学”，用人类的主体性思辨着一个又一个伪命题：AI永远不能理解人类的情感；如何用一个字证明自己不是AI…
诚然，视角和语境应该是多元的，一个或许更哲学的表述是个体不需要毫无保留地接受任何人的任何预设。然而我们最终都会陷入到某个预设中，我曾将其称之为“锚点”，或者就通俗说信条、信仰也罢。彻底无预设的思考或生活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总是从某个“位置”出发，这个位置由语言、传统、身体经验、社会结构等共同塑造。这使得我们必须要选择解决方案，且不提面对个体哲学家们或存在主义或理性批判反思的回答，在宏观上，不同的声音凝为混响，变成了历史成为历史前的众生百态：华尔街的金融家想赚一笔，芯片大厂希望市值不断攀升，各种各样的应用开发公司都想分一杯羹，普通人被告知AI将被重构所有行业，这一切波澜仅仅开始于3年前的ChatGPT。
我无意对现有的高考作文体制进行批判，更无意在众人面前卖弄浅薄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学识。但是我只是想从这一股时代的浪潮发现一件令我警醒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对于自我表达可以找到如此之多的出口，这似乎是以某种统一集体共识的瓦解为重要前提，这不仅仅出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上——我选择它只是因为它足够有代表性。传播学上一个著名的理论是“镜头理论”，一个“镜头”并非客观中性地呈现世界，而是通过其固有的技术特性、叙事惯例、编辑选择和意识形态，有选择地、有偏向地“框选”和“过滤”现实，从而塑造观众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在我看来，这重理论在当下有了新的一层隐喻：我们的表达和我们引以为傲的特质看似放大了人的位置，实际上人的位置更加无足轻重。
语言以及它所承载的东西都难以逃过后现代的解构。人在其中的动物性和圈层化使得人放大自己认知的合理性，放大了自己的欲望和诉求，包括梦想（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与“解构”这个工具相辅相成。从此任何结构化的章程和精密严谨的理论都难以再统治一个人，所谓宏大叙事开始消解，非理性开始潜滋暗长，逐渐狂欢。
甚至于“后现代”本身，在语言中依旧被解构着——这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提起它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不仅用概念的界定来解构，还用娱乐与戏谑来解构，我们还可以用解构来解构解构，科学的讨论可以被解构否定，以解构为工具的探讨可以被乐子否定，久而久之，解构从理性的工具变成了非理性的工具，从我们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变成严肃性消解的泥潭和虚无滋生的乐园。正如诡辩者在对抗论敌时常常将论题转移到对议论者本身的立场上，立场定性之后任何观点就难以脱离你的立场而被审判。现在理性就这样被审判着，因为理性建立在一个基本共识上，而这样的集体共识正在瓦解。
我想这是我至今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我仍然在这个困境之中。或许引入陌生化的语言重新建立一个干净的语境是一个解决办法吧，可是海德格尔的诗化语言依然陷入了自证的陷阱，无穷解构的尽头又会是后现代的审美疲劳，而将隐喻延申到极致那就又会变成宗教和文学…
…或许可以用真实的故事和感受来重建这一片后现代的废墟，我突然这么想着，尽管如此，这样不就又回到了讨论出发的原点，与或许出于无意有意的选择了个体叙事的人们一样了吗？我感到无比恐慌。
唯一使我稍微宽慰一点的是那些真实的回忆至少还不会那么轻易的陷入虚无：
我现在记忆犹新的是高三荧光夜跑，我和奕欣在操场的围栏边一直站到人群散尽，我跟他说：你看操场那些人，他们有的在笑，有的正在从荧光棒看着星星与银河，有的和我们一样静静地坐着感受在应试教育下为数不多的青春，有的正在大声地笑、闹，有的满头大汗，汗水从他们的衣服上流下来，到鞋子上，草地上…我当时将这些最真实的、最清晰的发现，就这样用最朴素的，连排比都算不上的句式那样一字一句说出来，就有了那么一种力量，无比平常，但是又蕴含了很深很伟大的那么一种力量，至今在我的内心深处回响，我却无法说清。
最后我们呆呆地站在那里很久，直到人群散尽，操场重回寂静。我这时莫名带着伤感，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一批高中生仅有的青春了，也许到了大学大家还会再追逐着名为“青春”的经历，但是真正的青春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我如今感受到时代的庞然暗影就这样从我身边驶过，但是也许只有多年以后我才会知道答案：我的那些话一语成谶，那些话多么荒唐。